明代在贵州的改土归流主要着眼于当时局势的需要，其目的主要是：
首先,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。可以从两方面来看,一方面从立足于明中央政府的方面来看，自元末朱元璋建立政权开始，由于当时其力量有限，朱元璋都沿用了元代以来的土司制进行管理。到了永乐年间,这是明代的鼎盛时期，国家富强，国力强盛，在中央集权主导思想的影响下，中央对地方加强掌控势在必行。从贵州土司的情况来看，秦汉以来，这些土著酋长对中央王朝的态度与中央王朝势力的消长相关联，当中央王朝势力强大时,他们即表示归顺，依靠中央王朝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；而当中央王朝势力衰落之时，便纷纷与中央王朝相抗衡。如汉武帝时派唐蒙入使夜郎,经过商谈夜郎王多同同意在夜郎境内设立县治，汉委任多同之子为旦令，接荇夜郎旁的各小邑且兰等均相率表示归附,使夜郎地区正式纳入了统一的行政建置;而至汉末中央王朝势力衰落，夜郎王兴便不奉汉的号令，侮辱汉使。再如唐初从620年到637年的武德和贞观年间，今贵州境内的大小土酋纷纷来附，至唐极盛时,在今贵州境内建有思、奖、费、夷、播、溱、充、鮮、琰、矩、庄、应等十二州；而从唐开元中期开始，由于康中央王朝势力逐渐衰落,加之唐、诏战争突起，于是乌江以南的许多经制州又重新变为羁縻州。这种变动，除了贵州的地理条件和朝廷开支巨大等原因外，主要是唐中央王朝势力和地方土著势力较量平衡的结果，体现了中央王朝势力衰落、无力经营贵州的事实。
在元末1365年之时，思南土司在多方权衡之后，率先从大夏政权中脱离出来,归附了朱元璋，寻求庇护；而朱元璋力图扩大势力、拓展礓土,也愿意与今贵州地域之土司结成友好和善之关系。相互的需要，构成了明初中央与贵州地方相互依存、相互提防的态势。而至永乐年间时，贵州地域的土司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，实力较强，有不奉中央号令和坐大的趋势，略举一例加以分析。
思南田氏和思州田氏本属同宗，然而矛盾由来已久，其根源可以追溯至元世祖至元年间，田氏族属相争，分据其地，嫡房田茂烈之子田仁厚承袭思州宣抚使之职,二房田茂忠管思南等处军事，三房田茂安知镇远州军民事,其中二房田茂忠绝嗣后，田茂安接管思南。1360年田茂安不愿受侄子田仁厚的管辖,将镇远、思南等地献给了夏政权的明玉珍，明玉珍授其职为思南宣慰使，从此,思州田氏分裂为思州、思南两部，势同水火，历年仇杀，到了永乐年间田宗鼎任思南宣慰使和田琛任思州宣慰使之后，矛盾更是日益恶化,永乐九年（1411年），双方为争夺“沙坑”爆发了战争。
由此观之，贵州地域的土司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,有依仗势力坐大的倾向，因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改土归流必然作为主要矛盾提上日程。
其次，改土归流是建省的需要。贵州省建立于永乐年间,在贵州省建立之前，今贵州地域分属于湖广、四川、云南三个行省，是三省的极边交界之地,该地民族众多，遍布土司，而贵州乂其有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，战略地位十分明显，因此为了加强对贵州当地军事的掌控，通过改土归流来建构贵州省已成为必然。
建省必须有流官掌控的地域，由此才有了对思州、思南两宣慰司的改土归流,所以贵州建省之初幅员狭小，仅有一个宣慰司、八个府、三个州，即贵州宣慰司并思州、镇远、铜仁、乌罗（后并入铜仁）、思南、石阡、黎平、新化（后并入黎平）八府及安顺、镇宁、永宁三州，大致相当于今贵州省境的三分之一。这八府之地原属于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。建省后63年即1476年增设程番府（后改为贵阳府），1494年开设都勻府,1601年置平越府，1602年升安顺州为安顺府，终明之世,贵州有10府、9州、14县，约相当于今贵州面积的三分之二。
随着中央集权的渗透，土司的管辖地域在逐渐缩小,流官的统治区域在逐渐扩大，流官的人数在逐渐增加，在治理上渐渐比同中州，逐渐缩小了与内地的差距,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贵州建省的过程，实际上是贵州改土归流的过程。在思州、思南两宣慰司改土归流,将其地分设八府以后，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，将播州宣慰司改土归流，分设遵义、平越两个军民府;崇祯三年（1631年），以贵州宣慰司同知宋氏亲辖地置开州、贵阳府亲辖地以及敷勇、镇西二卫。同时在此期间，州县多以土司改置，如改蒈安安抚司为普安州，改福禄永从长官司为永从县，改施秉长官司为施秉县，改麻哈长官司为麻哈县,改九名九姓独山州长官司为独山州，改思印江长官司为印江县，改淸平长官司为淸平县，改镇远金容金达长官司为镇远县，以程番等十三长官司地置定番州，改铜仁长官司为铜仁县，改真安州长官司为真安州，改播州长官司为遵义县，改黄平安抚司为黄平州，以容山长官司地罝湄潭县,以瓮水、草塘二安抚司地罝瓮安县，以余庆、白泥二长官司地置余庆县。如此等等,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清代。
第三,改土归流是拱卫边碰的需要。明代贵州战略地位凸现，对拱卫云南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但自建省以来，贵州财賦名列全闻倒数第一，有人提出废锭贵州的建议,然而终因其位背重要，朝廷未从其议。
早在1382年平定云南时，朱元璋即提出：“霭翠辈不尽服，虽有云南，亦难守也”。万历年间贵州巡抚王缉、巡按马呈图在《移云南协济议》中写到査得贵州驿站，万历七年正月起至十二月终止，应付过云南马二千八十八匹,夫二丁七百三十一名，本省只用过马一千三百三十七匹，夫一千三百一十九名，以十分为率，在云南用过七分，在贵州只及三分。至于上六卫、西四卫各驿站不过数千，尽皆云南过客，本省之用则十无一二。”可见驿道对于云南事关重大。所以终明之世，明统治者始终认为巩固云南的关键在于稳定贵州，打通驿道,驿道是否畅通，与中央政权对贵州土司的掌控密切相关。
在明代，贵州的主要驿道中，湘黔驿道和滇黔驿道是最重要的大动脉,从湖广进入云南，这是必经的通道。除此而外,川黔滇驿道在贵州也有较重要的作用，该驿道自四川永宁（今叙永）开始，两南经赤水、层台、毕节、乌撒(今威宁）、赫章人云南境。
为了保证驿道的畅通，明王朝在贵州沿驿道遍设卫所，派驻军队,使卫所掌控的区域与土司地区呈犬牙交错的状态，改土归流主要就沿驿道线进行，思州、思南、黄平、普安、程番乃至于播州的改土归流，无不体现了这样的特点。